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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师斯普林于1934年7月7日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石河兵工厂 中国 河南 巩县 1934年7月7日
亲爱的妈妈：
我已经收到你5月27日和6月3日写的信以及随附的剪辑。最近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信件邮寄周期越来越不规律了，这是因为美国西海岸的一次大罢工中断了从美国到上海的轮船，导致信件的来往很不方便。由于工作性质的限制，我并没有想象的充裕的时间给你写信。你有机会看到特快列车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些事情和火车的许多照片。
妈妈，对于您的疑问，我现在就给您答复：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LEE（里）叔叔的来信，不过希望能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收到他的信或者有关他的信息。
妈妈，您一直说汉语很难掌握，看来这一点您是正确的。我也担心以前在美国学习的汉语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中国有很多种方言，并且相同的语言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我学习了一些日常用语，却发现读法和我们的大不相同，并且他们的发音很难记住。下次您再看中国地图时试着找出郑州的位置。郑州位于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上。我们（孝义）位于郑州以西45英里的陇海线上。
我6月10日去了上海。6月18日Onita（奥尼塔）和我一起返回孝义。返回途中我们在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我处理了一些事情。我们参观了这个几乎被重新改造过的城市。（看到）南京的政府大楼，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华盛顿。南京仍然是一个围城，城内还没有通火车，并不像上海那样现代化，那样繁华，但是如果重建计划一步完善的话，南京最终将发展成为很漂亮的城市。
我们参观了中山陵（孙中山的陵墓，中国国父）。中山陵是我见过的最现代、最伟大的建筑，共耗资1200万美元，比我在国内见到的类似建筑都要壮观的多。我们还参观了明朝皇帝的陵寝（公元1368~1644年）和那个时候的石刻。最后尽兴游览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中国最重要的人）的居所。
我们的返回是非常有意义的，沿途的许多村庄都忙着收割小麦。这里所有的农活都是他们用双手完成的，但是他们依然精力充沛。地里有很多人在劳动，男人、女人、小孩干活都很细致，几乎不会漏掉一粒粮食。小麦收割完毕，人们就又（该）忙着收棉花了。
孝义附近的村庄（也）种植了大面积的棉花。这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正在不断扩大，虽然只占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质量品质却非常的好。农作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足以保证他们的吃饭穿衣，生活的比较容易。一些小孩子在夏天不穿衣服。当地人种豌豆、豆角、黄瓜、土豆、甜瓜、西瓜和一些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水果。我们吃的是那些罐头食品，因此吃不到绿色食品。
即使在所谓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人的收入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乌托邦。由此你也很想知道中国人的收入情况吧。对一个男工来说，他一个月最多收入8~12元，而一个男工头一个月最多收入20~30元。对于一个男工头来说，如果要满足家庭的开销和其他方面的花销，那么他们就需要从其他方面赚一些外快。一个女工一个月最多收入5~15元。从以上收入数据来看，这些工人们的收入只能满足他们的吃饭穿衣。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中国称为苦力）每天的收入20~30分，大苦力一天收入40分。建筑工人从早上5:45到晚上7:45一直都在忙，周末照常工作不休息。技术熟练的机械工、电工、木工一个月收入40~60元。这些工人们的收入不包括吃穿住的费用。美元和国币的汇率是1：3，即用国币除（以）3可以得到美元数。
当一栋大楼即将竣工封顶的时候，所有的商人和建筑工人都会聚集在一起放鞭炮来庆祝，放鞭炮意味着他们将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当然，他们也会准备许多可口美味的食品。在这样盛大的场合，都会看到业主和建筑师们的身影。
我们期待着回家的日子能早日到来，最好是在5~6周后。我衷心地希望这封信的到来能使你的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亲爱的妈妈，给您个拥抱和吻！
您的儿子：斯普林（这是我的中文名字，这样看起来信件更正式些）
斯普林初到巩县时与同事在孝义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前合影
公元1934年8月2日巩县兵工分厂筹备处同仁欢送美籍工程师斯普林回国
中国化学兵器工业的始祖
——巩县兵工分厂
董洪贤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在家乡巩县又新建了一座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
说到巩县兵工分厂，一定有人会说它是巩县兵工厂的分厂。如果这样理解，你就犯了经验主义。其实，巩县兵工分厂是建在巩县孝义镇与原巩县兵工厂毗邻的又一座现代化兵工厂，是不同于制造常规武器的巩县兵工厂而独立的制造化学武器的军工企业。可以说巩县兵工分厂是旧中国化学兵器工厂之第一和唯一，是中国化学兵器工业的始祖。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拥有了化学武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实战。在中国的近邻，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继德国之后，也拥有了化学武器，这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亡华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它全面占领东北后，掠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把东三省兵工厂改名为奉天造兵所，生产大量的枪炮弹药，为全面侵华准备了武器生产基地。同时在东北加紧赶造化学武器，拟对中国进行化学战争，以实现其对中国亡国灭种的罪恶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为了应对日本可能对中国发动化学战，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化学武器。
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国民政府研究决定尽快建设化学兵工厂。
1932年春，蒋介石正式决定建立化学兵工厂。当年4月启动这一计划。即派兵工署专门委员、技术司司长吴钦烈和兵工专家董显光赴欧美考察，并负订购军用化学厂机器及罗织帮助建厂的技术人才之责。
派吴钦烈担当此任，在当时众多的兵工专家中，是最合适的人选。吴钦烈，字景直，1895年生，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科毕业。继而在美国安得拿炸药公司实习无烟药和苦味酸制造。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主持浙江省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工程科。1925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工业，回国后，于1928年12月，任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1932年初，负责筹建军政部理化研究所。
吴钦烈的学历、经历和对化学工业工程极深的造诣，决定了他是担纲筹建化学兵工厂重任的不二人选。
吴钦烈领命后，于1932年5月和董显光赴欧美考察。四个月后，董显光先行返国销差，吴仍在美国考察，选定设计厂家，签订设计制造合同，确定聘请美国专家人选。至当年年底，吴钦烈在美工作全部完毕，各项合同签订后回国。
在美国设计制造的设备有：孟逊图化学工厂设计的硫酸厂；伊利湖化学公司设计的泪气厂、喷嚏气厂、泡肿气厂、烟罐装填厂、毒气弹装填厂及伟斯华哥公司设计的氯气厂等七厂。并确定了在美工作的化学顾问一名，安装时来华工作的各方面工程师五名。
设计、制造，按合同从1933年1月起，两年内全部完成。由在美工作的美国专家高斯负责监理。
吴钦烈回国后，于1932年12月又投入了考查选择厂址的工作，他一刻也没有休息，就奔波各地进行选址工作。12月底在考查途中，接军政部电令立即回京。
回到南京后，吴钦烈收到了军政部批转的蒋介石决定将化学兵工厂设在巩县兵工厂附近的指令，便马不停蹄，立即到巩县考查厂址。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把厂址选在孝义镇石河道以西陇海铁路以南一带，和巩县兵工厂隔陇海铁路相望。
蒋介石为什么将化学兵工厂厂址选在巩县兵工厂附近，究其原因,一是时间紧迫，不容过多费时考查。二是考虑用巩县兵工厂生产的炮弹、手榴弹、航空炸弹弹体作为化学武器的载体，新建的化学兵工厂只需生产装填剂，不用再建载体工厂，这样既争取了时间，又节省了资金，事半功倍。其三，巩县兵工厂是全国最为先进的兵工厂，用它的产品作为载体生产化学武器，质量更有保证。巩县兵工分厂建成后，正是按起初蒋介石的设想，装填各种化学弹的金属弹体、引信等均有巩县兵工厂供应，按对外往来结算费用。
1933年1月，厂址选定，第一次征地308亩，用以厂房建设。后来又征地326亩，用以建设防毒面具厂和宿舍、医院、服务社等生活设施。征地地价标准是按完粮成数，把地分为一、二、三等。一等地为完粮十成者每亩地价70元；二等地为完粮八成者每亩地价56元；三等地为完粮六成者为每亩地价42元。青苗和附属物另算。
1933年7月1日，巩县化学厂筹备处在南京成立（在筹备处成立之前曾一度称作河南化学厂），借理化研究所房舍办公，任命吴钦烈兼任筹备处处长。同时在孝义镇成立建厂工程处。9月13日，巩县化学厂筹备处更名为石河兵工分厂筹备处。后于1934年5月更名为巩县兵工分厂筹备处。
1934年1月，由陇海铁路孝义站至厂区专用铁路完工后，便陆续动工兴建厂房，各项设备亦陆续从美国运回安装。10月15日筹备处由南京迁至孝义厂址办公。年底生产工厂全部竣工，设备安装相继完成。
1935年1月，化学战剂各厂大部分开工试生产，仅方药厂和化学战剂弹填装厂延至1936年上半年开工生产。
另在1933年军政部决定建立的防毒面具厂，1934年底建成后奉军政部令并入巩县兵工分厂筹备处办理，由吴钦烈兼任主任。1936年2月，防毒面具厂正式并入巩县兵工分厂，编为第九工场。
巩县兵工分厂的筹建费用（不含防毒面具厂）分两部分：向外国订购设备和来华人员费用共支付美金48万元（一美元合国币三元）；用于征地、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辅助工程、铁路专用线等共支付国币150万元。
1936年1月，巩县兵工分厂全部建成。蒋介石任命吴钦烈为厂长。任命书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
铨（二）字第2246号
兹任命吴钦烈为军政部巩县兵工分厂简任
四级厂长 。
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委员长：蒋 ＯＯ
1936年2月1日，巩县兵工分厂正式成立，吴钦烈正式就职厂长。厂总务处、工务处和其他各处处长及生产工场主任均有各方面的专家担任。计有：张辅良、胡霨、黄朝辉、杨伟、方志远、马绍援、黄泽蓉、潘祖培等。
巩县兵工分厂从决定筹建到建成全面投产，仅用了三年半时间。在建厂过程中，国民党当局把它作为国字头号工程来做。军政部和兵工署每月必须向蒋介石报告建设进度。很多重要问题都有蒋介石亲自过问解决。如蒋介石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1934年1月呈报的“筹设石河兵工分厂报告书”上批“军用化学厂建筑审核应迅速如期完毕，不得有误。蒋”。再如在1934年4月17日的报告上关于资金筹措的批示：“准在建设项下暂拨半数，余另筹。中正”。由于最高当局和蒋介石的重视，才使得巩县兵工分厂以如此快的速度建成投产。
蒋介石不仅听取书面报告，还在建设过程中和投产后于1934年10月、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三次到巩县兵工分厂工地现场考察，直接了解工程进度和解决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巩县兵工分厂的建立，使中国有了自己的化学武器，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抗衡。其产品有三大类，即工业原料、化学战剂和防毒器材。共建设有十个制造厂，即硫酸厂、氯气厂、泪气厂、喷嚏气厂、泡肿气厂、烟罐装填厂、毒气弹装填厂、活性炭厂、面具厂、动力厂。
1936年2月，将各制造厂改名为工场，并增设机修厂。分别为第一工场硫酸厂，代号“月”；第二工场电解食盐厂（氯气厂）代号“日”；第三工场炮弹装填厂，代号“天”；第四工场方药厂（泡肿气厂），代号“地”；第五工场锥药厂（喷嚏气厂），代号“玄”；第六工场圆药厂（催泪气厂），代号“黄”；第七工场烟雾罐装填厂，代号“宇”；第八工场活性炭厂，代号“洪”；第九工场防毒面具厂，代号“星”；第十工场动力厂；第十一工场机修厂。
巩县兵工分厂的建设，自始至终都是极其保密的。厂名从河南化学厂、巩县化学厂、石河兵工分厂、巩县兵工分厂几经变更，完全是为了保密的需要。最后确定为巩县兵工分厂也是为了混淆视听，有意让人误认为是巩县兵工厂的分厂。九个制造厂的名字，对外一律用代号：天、地、玄、黄、宇、洪、日、月、星。这些取自中国少儿启蒙读本《千字文》开篇的用字，作为厂名同样是为了保密。为了保密，在建厂房时，建筑物外边全部用高于其两米以上的竹笆或荆笆遮蔽起来。在陇海铁路石河道桥南侧，用五米高的竹笆挡起来，以防止外人和火车上的旅客窥视建筑工地。
尽管保密工作很扎实，但化学兵工厂在建设过程中还是被日本略有觉察。随之便有日本浪人和假扮和尚的日本探子在孝义一带活动，刺探秘密、伺机破坏。
日本人的出现，引起了巩县兵工分厂筹备处和巩县兵工厂的高度警惕。两厂立即向兵工署报告：“孝义为兵工重镇，国脉所寄，际兹险局，得失安危，影响至巨。而两厂工人近万，居民亦分列其间，日本浪人，时有所现，宵小之辈，亦非偶见。奸匪匿迹，在所不免。表面虽若无其事，而实则隐忧弥深。为谋防患于未然计……。理合签请鉴核示遵，实为公便。”
鉴于此严峻形势，蒋介石于1935年初下令成立巩洛警备司令部，由祝绍周任司令。主要任务是负责孝义两个兵工厂的安全。
巩洛警备司令部成立后，祝绍周立即成立了孝义防室，指挥官为郑耀初，专负巩县兵工两厂的安全防范之责。
由于中国当时的化学工业极其幼稚，国内专家匮乏，巩县兵工分厂的设计安装全部聘请美国专家完成。除美国专家高斯被聘为驻美化学顾问外，还有6名美国专家受聘来华工作。这些专家是：哈克义、白伟德、麦思歌、思普灵、过更生、艾师德。这些美籍专家对巩县兵工分厂的建设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心血甚至生命，以高超过硬的技术和精益求精的工作姿态，使得工程如期完成或提前完成，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化学兵工厂。其中氯气厂专家哈克义来厂工作四个多月后，于1933年12月25日耶诞节当日病逝在孝义工地。美方派工程师艾师德接替哈克义，直到1935年7月完成回国。
美国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巩县兵工分厂，是中美两国共同抗衡日本的历史见证，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2006年9月，已故美国专家思普灵之女，八十多岁高龄的白蒂女士，携一子一女，从美国俄亥俄州来到巩义，寻访她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了却她父亲临终前交代她一定要替他到中国孝义走走看看的遗愿。
白蒂女士起初把她父亲在华工作地误作山西省孝义市。几经周折，在山西无功而返。后又通过在美国俄亥俄州讲学的青岛大学教授曹安娜女士，托其查找。曹安娜教授从思普灵留下的老照片中发现思普灵可能是在河南巩县工作，经与巩义方面联系，终于使白蒂母子如愿以偿。
白蒂带着他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实地察看，一一对照。可惜当年热火朝天的工地，巍巍壮观的厂房，已被座座高楼和片片商场、学校所代替。能和照片对上号的只剩下一条通往石河道的铁路专用线，就这也足以令白蒂母子们高兴万分。她们在这个巩县兵工分厂唯一的遗址上拍摄了很多照片，恋恋不舍，久久不肯离去。可怜这一巩县兵工分厂唯一的遗址也于2008年被彻底拆除，今天巩县兵工分厂在巩义已经没有任何遗迹了。
1936年巩县兵工分厂处于试生产阶段，主要产品有：方药航空炸弹，每枚重15公斤，年产2170枚；圆药发烟罐，燃烧时间5.5分钟，年产1045枚；锥药手榴弹，年产2390枚；圆药手榴弹，年产8425枚。
1937年，转入正常生产。全年计划产量为圆锥药烟罐和手榴弹11万枚；圆锥药82毫米迫击炮炮弹2万发；圆锥药75毫米山炮炮弹5000发；方药航空炸弹1万枚；方药75毫米山炮炮弹5000发。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初冬，日军已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巩县兵工分厂已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11月16日夜，巩县兵工分厂接到了兵工署急电：“要急如星火，将全部机器星夜拆除装车，转汉运川。”当即，厂长吴钦烈召开全厂主要干部会议，商议搬迁方案。次日全厂员工便投入了紧张的拆迁工作。稍后又在汉口、宜昌、万县、重庆分段设转运办事处，并派员在重庆、泸县等地选择厂址。当年12月勘定泸县罗汉场附近的高坝为新厂址，1938年2月全厂机料8000余吨全部运到新址。
由于抗战前线急需防毒面具和烟雾罐，在搬迁途中紧急复工。1938年3月，征用泸县小市体仁堂建立防毒面具制造工厂，10月恢复生产。当年7月在重庆南岸大佛寺搭临时工棚，赶制2公斤烟雾罐，任务完成后，将设备搬迁至高坝新址。
1938年2月巩县兵工分厂在泸县新厂工程处成立。第一宗征地1682亩，建筑工程陆续开工。4月16日，接军政部兵工署命令改厂名为 “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工厂。”是年底，各工场建成恢复生产。1939年11月启用“洽庐东斋”代名。
第二十三工厂时期，组织机构设秘书处、总务处、工务处、会计处和职工医院。工务处下设第一至第九工场，主要产品与巩县时期相同。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第二十三工厂在大后方得以长足发展，先后收购接收和新建了一些单位。
1939年11月，收购泸县济和公司水力发电厂；1939年12月接收应用化学研究所设在万县的开封实验工场。
1941年10月收购设在重庆江北的汉中制革厂。
1942年在昆明马街建立昆明分厂，1943年12月出品黄磷、赤磷。
1946年4月接收第四十二工厂，成立第二十三工厂遵义保管处。
1947年8月，接收应用化学研究所在泸县狮子岩的房地产和物资。
1948年8月，接收第一军械总库第五分库旦沟、河坝及纳溪县天仙洞的库房和物资。
1949年4月，奉令接收第二十六工厂在长寿县的部分，8月1日改名为第二十三工厂第一分厂，生产氯酸钾和钾桐炸药。
第二十三工厂厂名于1949年8月改为“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二十三兵工厂”，简称“第二十三兵工厂”。因为军政部改为国防部，兵工署取消，设立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由该部管辖各兵工厂，所以厂名随之变更。
1949年11月29日，泸州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的驻厂稽查队和警卫队企图炸毁工厂，要挟工厂主管人员。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组成的护厂队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稽查队和警卫队的头头看到工人力量强大，且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向厂方索要3000元钱和一批医药用品后，带领官兵撤逃。至此第二十三兵工厂回到了工人手中。12月3日，解放军占领泸州，工厂完好无损被解放军接收。
第二十三兵工厂被共产党接收后，留用了全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厂各级领导，使其直接跨入了为新中国国防建设服务的行列。1950年第二十三兵工厂更名为“泸州化工厂”，成为新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座化学兵工厂。
经过60多年的历程，泸州化工厂已发展壮大成了一个生产军民两用产品的现代化大型化工企业。它的产品运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多年来泸州化工厂是全国同行业的第一纳税大户，四川省各大企业的第一纳税大户。
如今，泸州化工厂经过重组改制，已组建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化学公司”。一个坐落在祖国大西南长江边上的企业为何取名为“北方化学公司”呢？该公司领导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我们公司是在祖国北方的巩县诞生和成长的，从黄河之滨到长江沿岸，我们的根在北方，取“北方”这个名字，是要让我们的后人了解过去，不忘根本。
（编者按：我设置博客的初衷是介绍自我、宣传自我，故从不转载别人的文章。这次从昆明返回家乡小住期间，从地方刊物《文化巩义》上发现有文章介绍巩县兵工厂，很专业，让人喜爱有加。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作者董洪贤先生，是我市文化局退休干部，在职时曾牵头走访收集过巩县兵工厂的史实，掌握大量巩县兵工厂的第一手史料，堪称专家。尽管董先生业专于精，但对我这样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请求还是来者不拒，十分热情，将自己精心整理的资料无私奉献。有感于董先生的慷慨，现将他没有来得及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转载在鄙人的博客中，以飨读者。）
厂南迁源头活水 桃李就遗爱破土
在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新厂”及“老厂”再也不能正常生产，遂奉命先后南迁往抗战的大后方。
搬迁时，主要的生产设备和物资运走了，而大部分零星物资及厂房，由原测绘技术员何汉忱任留守主任，带领一个排留守看管。由于当时日寇虎视眈眈，地方政局人心不稳，好长一段时间这份地产无人问津。周围的老百姓见时机来临，就以修建庙宇、垒砌寨墙为名，从该厂运走了大量的砖瓦及其他建筑材料据为己有。
留守主任何汉忱很有远见，他见兵工厂日趋衰败，无人接管，就主动以该厂遗留的厂房和物资为基础，聘请地方士绅为董事，自任董事长，聘名师，筹资金，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冬先建小学，后建完全中学，都冠“遗爱”校名，向巩县民众回报爱心。开学那天，先生奋力挥笔在大门上书对联一副：
遗恨究何补霹雳数声惊起睡狮吼外寇，
爱国须及时瓦砾重整栽培英俊捍中华。
表达了自己立志培育英才兴邦驱寇的决心。方园几十里的群众为何汉忱献身平民教育、思地方人才培养的义举所折服，就纷纷捐资为他勒碑，以示纪念和感激之情。一直到1947年冬，军政部才指示留守处，将兵工厂的旧址移交巩县政府。至此，巩县兵工厂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值得纪念的名字才写入历史之中。
巩县兵工厂虽然无可奈何地搬走了，但它却给巩县人民留下了难得的技术人才，成为以后发展地方经济的源头活水。
巩县兵工厂曾于1932年开始在厂里开设艺徒训练班，持续抽厂里的工程师或技术骨干授课，培养学徒，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结业后上岗成为合格的技术工人，一直办到1936年，其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巩县人。另外，为了生产需要，当时的兵工厂在当地招收了许多工人，使用了不少小工，这些原先只知道春种秋收夏管冬藏的农民，因此或掌握了一技之长，或见识了工业的魅力，他们在工厂南迁时大部分因故土难离而留在了家乡。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人曾为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修枪、造枪，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乡镇企业，尤其在机械行业，这些人是骨干；今天，崭新的巩义全国百强、经济腾飞，与这些人的技术延伸不无关系。饮水思源，巩义发展的历史功劳簿上，应该为他们涂上浓重的一笔。
急令南迁垂兵史 征程艰难遍地花
当时，与敌占区只隔一条黄河的巩县兵工厂，在华北门户洞开的严峻态势下，已经成了侵略者的唇边肥肉。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兵工厂不但再也不能正常生产，而且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
军政部兵工署审时度势，于1937年11月15日早晨，对兵工厂突发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下午又改令：“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次日再发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紧接着在当天深夜电令巩县兵工分厂：“急如星火地星夜拆装全部机件经汉口运四川”。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的仓促被动窘态：兵工厂究竟迁往哪里？根本没有通盘的计划和安排！
建厂十数年，产品日盛的两个庞大兵工企业，一周内整体搬迁，谈何容易？那几天，秩序井然的兵工厂像翻了天，隆隆的机器声顷刻变成了拆卸机器的忙碌身影，进进出出的人流和频繁活动的车辆交织……全厂上下满怀民族仇恨，战风雪，斗严寒，工作通宵达旦；全体员工一腔爱国热情，动脑筋，想办法，把成千上万件机器设备，谨慎拆卸，精心包装，源源不断地装上火车，每天一列向南进发……有媒体后来称，“东方敦克尔克大撤退”在这里再一次重演。
在巩县兵工分厂珍存的厂史中，有这样的文献记载：本厂全部机件、材料、仪器及案卷簿籍等，总重逾8000吨，且化学机件一部分异常精密，拆运需十分谨慎，一部分体积庞大，笨重不能分割，车船装卸需高超的技术。本厂员工运用其智慧，日夜苦干，全部机料竟毫无损失，陆续于1938年2月份全部到达厂址，全厂员工之奋勇努力，实堪称道。
“新厂”的拆迁任务完成之后，当局只允许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工人随厂转移。因此大部分落选的巩县籍工人，只好含泪告别，失业回家。仅有的少数工人虽然幸运，但此去抛家舍口，故土难离，也免不了黯然神伤。
1937年12月，巩县兵工分厂于四川泸县罗汉场附近的高坝确定新址。迫于抗战急需防毒面具和烟雾罐，原厂设备在1938年2月全部到达时，即刻成立新址工程处,马上征地1682亩（约合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平方米），新厂建设全面铺开。
紧接着，各项后续工作紧锣密鼓：
1938年3月，征用泸县小市体仁堂的房屋，改建成防毒面具生产车间；
是月，征用动窝地亩，建设三至第七工场；
1938年4月16日，鉴于巩县兵工分厂异地再建，军政部兵工署签署命令：停止使用“巩县兵工分厂”其名称，改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厂长吴钦烈继任不变。至此，开我国毒化战剂先河的巩县兵工分厂像划过天际的一抹星云，完成了短暂而辉煌的历史，走进了尘封的记忆。
令人欣慰的是，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在当年年底就恢复了生产。
1939年11月,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启用“洽庐东斋”代号。“庐”、“斋” 等词，文深意厚，古色古香，一改军工企业的铁血味道，其“保密”的目的显而易见。
1949年的11月下旬，“解放”的春雷荡涤着神州大地的污泥浊水，二十三兵工厂也即将迎来新生。这时，驻厂稽查与警备队互相勾结，欲彻底炸毁兵工厂，来宣泄对人民政权的极端仇视。赖工厂以生存的多数员工自动组成护厂队，与这伙歹徒既针锋相对又巧妙周旋，终于挫败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尽管这些人贼心不死，又要挟工厂主管，索取3000银元及一批医药设备后仓惶逃窜，但最终挡不住第二十三兵工厂的解放步伐，12月3日，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厂区上空高高飘扬。
“新厂”自1937年11月16日开始一次性整体搬迁到四川省泸县高坝后，虽然名称多有变化，但生产规模一直不减。特别是成为今天的“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后，生产品种及规模又有了长足进步，成了国家的化工龙头基地。以至于公司高层至今谈及厂史时还不无感慨地表示：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完全是诞生之地孕育的结果，故地处大西南的我们，仍用“北方”冠以名称。
“老厂”搬上火车之时，更因当局命令的“先天不足”而颠沛流浪。
由于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兵工专列在汉口短暂停留后，转运到湖南株洲郊外的原准备建设研究机构的一块空地上。不料全部机料集中后，才发现地方太小，机器设备根本铺展不开。
国难当头，军情紧急，前方急需大量武器弹药，而生产弹药的兵工厂不但困于湘地一隅，连上千号人马的吃喝拉撒都是问题，这对于厂长李待琛无疑是严峻的考验。
心急如焚的李待琛带领技术人员马上到湘西的安化、辰溪一带考察，见安化县的烟溪镇四山环抱、易守难攻，资江、沅江流经此地，交通方便，最为理想的是周围的大山中多天然溶洞，颇利防空，于是就觉定将工厂设置在这里。
公元1938年4月，李待琛将工厂分为两部分，一路进湘西烟溪建厂，陆续将枪厂、机器厂、动力厂、炮弹厂的设备经水路运抵；另一路北返至长沙，在长沙朱家花园至天心阁一带临时设厂，用原来的半成品生产中正式步枪、山炮、野炮和手榴弹、炮弹，紧急运往前线。厂部暂留长沙，利于两地协调指挥和与上级沟通联系。
公元1938年11月，烟溪厂房竣工，共建房屋423幢，洞库162个。动力厂、枪厂、炮弹厂、机器厂相继安装完毕，很快投入生产。12月初，长沙的人员和机料也全部运抵烟溪，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在湘之腹地恢复正常生产，大批武器弹药从湘西这条大山沟里源源不断地供给各条抗日前线。
没想到兵工厂完全撤离长沙十日有余，这个湘地名城便由于“焦土抗战”而身陷火海，记下了侵略者又一条罄竹难书的罪恶。
出于和巩县兵工分厂同样的原因，1938年，“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改头换面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同样，在中原腹地辉煌26年而命运多舛的巩县兵工厂因此画上了句号。
1939年，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也曾经启用过“巩固商行”的代号用来保密。这大概与发祥地巩县的地势“巩固不拔”有关，虽没有“洽庐东斋”那样古朴的文化底蕴，但其商贸的韵味倒是更让人怀念。
迫于抗战形势，1940年春，不得安生的“十一兵工厂”和同在一座大山中的第一兵工厂（处30千米之外的湖南辰溪县孝坪，前身为1937年内迁的汉阳兵工厂），又奉命向大后方四川搬迁。刚搬过去一部分时，宜昌不幸被日寇占领，入川的水路被截断，故完整的兵工厂被迫一分为二：
进川部分先在巴县铜罐驿设厂，后除电机厂移交二十一兵工厂外，其余的制枪厂、样板厂、炮弹厂和有桂林迁川的火工厂设备一并移交鹅公岩的第一兵工厂，继续沿用第一兵工厂番号。至此，进川的第十一兵工厂首先消失。
滞留湖南烟溪的另一部分先在辰溪孝坪购地建厂，与原第一兵工厂滞留的电机厂、机器厂、枪弹厂、枪厂及木工所、火工所合并，仍沿用第十一兵工厂的番号。
公元1940年，第十一兵工厂调整了组织结构，留在烟溪的厂部全部迁往孝坪，还将原工务处下属的各制造厂改名为制造所，它们分别是：第一所，机器；第二所，捷克式机枪；第三所，重机枪；第四所，枪弹；第五所，炮弹；第六所，引信；第七所，手榴弹；第八所，熔轧铜；第九所，木工；第十所，印刷。
第十一兵工厂在湖南的烟溪和孝坪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到公元1946年4月，在湘西的大山沟里共8年之久，为抗日前线提供的武器弹药一直位于各大兵工厂前列。鉴于对抗战的突出贡献，厂长李待琛多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嘉奖。公元1943年秋，军政部以“公正不苟，产品成绩特著”为其记大功一次。公元1946年9月，李待琛擢升为兵工署副署长。公元1947年，李待琛又升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副团长，负责处理日本对华赔偿物资事宜。
抗战胜利后，又因国共两党同室操戈，当时的第十一兵工厂再次遭遇“骨肉分离”：公元1946年4月，军政部命令第十一兵工厂除第四所（枪弹）留原地外，其余9所迁往武汉，在原汉阳兵工厂和湖北造币厂的旧址上重新建厂。
留在辰溪、孝坪一带的枪弹所部分于1948年在湖南株洲董家塅筹建新厂之后，为避免兵工厂落入共产党之手，又于1949年5月19日，奉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命令，分出部分设备及2000余名员工迁往海南岛榆林（今海南省三亚市）。榆林厂又于1950年3月迁往台湾高雄，并入第六十兵工厂。
至此，巩县兵工厂经“陆军部巩县兵工厂”、”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等一系列名称的演变，见证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之后，终于寿终正寝，进入历史博物馆尘封。
辰溪的幸存部分一直坚持到解放后，又繁衍发展成为数千人的大型企业，至今仍为新中国建设默默奉献。
由此看来，巩县兵工厂虽然没有像巩县兵工分厂那样顺顺利利地搬迁，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但也算一路撒种，遍地开花，在我国的现代兵工史上留下了不朽篇章。
在巩县兵工厂的搬迁过程中，曾发生过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过来人心惊肉跳。
有两位亲历者这样叙述：“老厂”搬迁到湖南长沙朱家花园时，临时开工的炮弹厂出现了事故。
那是农历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或者是农历八月十三上午八点多），我正在高工学校的屋里造饷册，一声轰隆隆的巨响，吓了我一大跳，赶紧跑到院里一看，好家伙，一根粗大的黑色烟柱子，在西北方向的朱家花园上空直插云天。当时我就想到，这是火工厂（炮弹厂的一个车间）爆炸了！来到大门外，见湘雅医院的救护车和厂里的汽车，都匆忙驰往现场。约过了十几分钟，咕咕咚咚的爆炸声连续传来，先听到的是手榴弹的声音。因为手榴弹一炸，到处乱蹦，引燃了其他的武器，所以到了下午，就转为炮弹和地雷的响声了。就这样断断续续，一直响了三天三夜，没人敢进火工厂。
到了第五天的下午，爆炸已彻底停了，我跑去看了看，临时车间和原来储存成品的低房子，全都炸塌了，连树梢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半条人腿，惨不忍睹。这些身处后方的普通军工，也壮烈地为国捐躯了。
这次事故的损失说不准确，有说炸死一百多人，炸伤四、五十个的，也有说共死伤400多人的。但我知道我们白沙村这次丧命的就有：王石头、崔印、崔海亮、闫治尊等。刘柱被炸掉了一只胳膊，虽保住了命，但也够惨的。其他村的还有，只是我说不上姓名。因为我们火工厂的主要设备都被炸坏了，只好委托当地的鑫泰机器店重新修理，以后才又陆续开工。
至于这次事故的原因，有人说是日本人搞破坏，也有人说是工厂为了赶产量，违规操作而造成的。
当时，全国抗战，时局吃紧，据说前线最缺的就是手榴弹。工人为了多产手榴弹，就嫌原来安木柄时用两颗木螺钉固定速度太慢，改用砸铁钉代替，这样三榔头两锤子就解决了，比上螺丝快得多。知道手榴弹结构的人都清楚，它的木柄是空的，那砸钉子的地方，正是雷管，雷管里是白炸药。这种烈性的白炸药，不要说钉子扎住会爆炸，即使受到剧烈震动，也一样会“暴跳如雷”。可能是长钉子扎响了雷管，引爆了手榴弹，炸着了旁边的梯恩梯药箱。一箱药爆炸，就把整个车间的房顶炸个大窟窿，冒出了冲天烟尘。停了十来分钟，才引着了旁边的未装箱的手榴弹。就是这十几分钟，跑出来了不少人，也救出来许多伤员。
蒋委员长听到事故，很是生气，李待琛厂长和王越主任，都受了严重处分。
常言说祸不单行。不到两个月，长沙北站运来一节铁皮闷子车，被工厂安排在车站的尽头线上暂停，装的全是世界各国的炮弹样品，是专供我们兵工厂拆卸研究的。
一天午后，天热的人都喘不过气，我正在睡午觉，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我爬起来搬起公文箱从窗户一跃而出，只见一块四、五米见方的铁皮，飞上了半空。其它的无辜炮弹，被炸得到处蹦着乱响，整个车站当时就瘫痪了。
因天气炎热和疏于管理而引起的这次爆炸虽然没伤人，可当时日寇正进攻广州，粤汉线正忙着转运军队，车站一炸，耽误了军队四个小时无法调动。蒋委员长因此大发雷霆，记李待琛厂长大过一次，火工厂主任王越被整整关了三个月的禁闭。
过后有人说，这是王越技术在身，对兵工厂还有用，要不然，小命就断送了。
如果说上两次事件是管理之故，发生在烟溪的死伤事件则完全是日寇罪行：
由于烟溪建厂时忙于赶进度，建筑设计和质量都比较仓促。当时，凡重要的车间，垒墙才用砖石，其余的都用圆木作柱，中间加上竹篾，顶部统统由木板和树皮组成。这样的建筑虽然省工省钱省时，但却让安全留下了隐患。
厂长办公室设在大烟溪通往小烟溪的山沟里，靠山挖窑，各洞贯通。当时想，如果一个窑洞被炸，人可以从其他窑洞疏散，没有将相关的空气对流因素考虑进去，更不该把木板房建在窑门口。
公元1939年12月13日，日本飞机又一次轰炸兵工厂时，燃烧弹把靠近窑洞门口的一间木房子点燃了，由于四通八达窑洞的对流作用，灼热的气浪和滚滚的浓烟夺门而入，四处奔涌，把几孔窑内的职工熏死30多个，烧伤100多人。
燃眉急思孝初解 丧子苦王越品尝
巩县兵工厂在孝义26个年头，先后有18次15人主持厂务，一般的工头更是不计其数，但最有个性的要算张思孝和王越了。
张思孝原是引信厂（弹头引信及铜壳底部的底火车制）主任，后提拔为“会办”，实际是吴佩孚败退时的一个副厂长。吴佩孚欠下工人三个月的薪水弃厂而逃，让工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张思孝为此挺身而出，以副厂长的身份借周围群众的粮食、煤炭发给工人，给饥寒交迫的工人解决了燃眉之急。他不光对工人有感情，就连当地的群众遇上灾荒，他都要批示出纳科给于贷款资助。个别人家中突遇不幸，他曾把自己的工资捐出置办棺木。所以，他离厂后，当地群众和工人自愿出资在孝义车站附近为他树碑立传，人称“去思碑”。
王越是蒋介石时代轧炮弹厂主任兼兵工厂办公室主任。据说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当时的口语叫长工），因跟炮弹厂原主任——德国人马德鞍前马后伺候多年，既学会了德语又掌握了轧机（即炮弹外壳的轧制）技术（也有人说是学会了配制白炸药），马德卸任后，他便“多年媳妇熬成婆”——走马荣升。尽管此人出身“寒门”，但此人犹如冷血动物，对工人没有丝毫感情。有一次，王越正稳坐在办公室中悠闲地品茶，一工头突然破门而入，慌慌张张地禀报说：
“不……不好了！车间内的轧机皮带轧死人了！”
他见下属热汗涔涔，语无伦次，便竖起眉毛吼道：
“不会慢慢说吗？冒冒失失成何体统！”
他不屑一顾地停了一会儿，又慢条斯理地问：
“机器坏了没有？”
答曰：“没有。”
“那紧张个啥！中国人有的是，死上个把没什么了不起！”说完，又将心思集中在香茶上无动于衷。对方见主任不当回事，并没有因为挨了训而冷静下来，而是更加着急地说：
“主任，主任，那死者不是别人，是……是你的儿子呀！”
只听“啪”的一声，王越手中的茶杯落地，香茶飞溅，那失魂落魄的模样，那“儿呀！儿呀！”的悲惨叫声，比慌里慌张的下属更加不成“体统”。
日本鬼炮轰空炸 兵工厂元气大伤
1937年，日寇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大肆侵犯我国领土。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面抗战的形势下，巩县兵工厂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奋力制造武器供应前线，产品数量月月增加，这就引起了黄河北岸沦陷区日寇的加倍仇恨。日寇先采用派便衣侦探收集情报、收买汉奸、投毒等等卑劣手段伺机破坏，因兵工厂防范严密，收效甚微。在恶狼般贪婪本性的驱使下，他们利用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用飞机大炮对兵工厂进行狂轰烂炸。
有据可查，1937年11月20日下午1时半到当年的12月8日，日寇飞机对巩县兵工厂大规模轰炸了4次，每次都投下数十枚炸弹，炸毁厂房，炸死炸伤工人和附近许多无辜居民。
因为制枪厂名声在外，“工”字型的三层楼建筑高耸，侵略者的魔爪首先对准这个车间。一天，枪厂工人正在车间内紧张地劳动，三架日本飞机像鬼怪一样偷偷摸摸地低空飞来。兵工厂的警报刚一拉响，车间内飞转的机器还没停稳，敌机便窜到了枪厂上空，瞄准厂房就投下三颗重型炸弹。其中的两颗在车间内爆炸，弹片横飞，烟尘滚滚，在场者非死即伤。巨大的冲击波让车间内墙倒屋塌，现场的引信类易燃物都噼里啪啦地炸响，火苗乱窜。侥幸拣条命的工人连忙将衣服在水缸里蘸上水，蒙在头上冲出门外。敌机退去后，车间内东一只胳膊，西一条腿，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平整的车间成了大破池，雪白的墙壁烟熏火燎，满目疮痍。另一颗炸弹越三层水泥楼板而过，一头扎在楼西头墙角，虽然没有爆炸，但露在地面的尾巴狰狞而恐怖。这颗2米长，水桶般粗细的臭弹本应留下作为日寇侵华的罪证，但厂方却用汽车拉往河滩投入伊洛河中。
日寇仅这次轰炸就出动飞机12架，投掷重型炸弹20枚，其中18枚落在兵工厂之内。在驻厂高射连奋力还击中，一敌机被高射机枪命中，像毒蛇如醉汉在空中踉踉跄跄，摇摇欲坠地挣扎了一阵，仓惶逃窜。当时从机上落下皮手套一双，上面的“昭和12年横须贺军需厂阪野井”字样，记载着侵略者无法抵赖的罪恶。
尤其是得知兵工厂开始南迁的消息之后，日寇飞机像毒蜂一样频繁出动，一般都是编队飞行，轮番轰炸，既扔炸弹又扫射，不仅炸毁了大部分厂房，炸死炸伤工人，对兵工厂的生产造成严重危害，还让周围地区的无辜群众也跟着遭殃。当时，白沙村民崔泽傅家的土窑洞被炸塌，家中6位亲人活活闷死。敌机见小王沟福音堂正在做礼拜，毫无人性的日寇飞行员就低空飞行，追赶四散奔逃的人群，连续投掷炸弹，机枪疯狂扫射。教徒中一个叫阎宝林的躲避不及，当即被炸死在景沟窑头，内脏溢出，惨不忍睹。
据当地居民回忆，日军为轰炸兵工厂，前后共出动轰炸机数百架次，炸死炸伤工人及群众几十人，老百姓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兵工厂也因此元气大伤。
1938年3月3日又是一个人神共愤的日子。早上7时许，群众刚刚下地，就见一房子样的怪物悬在邙山领上。正在大家对这个挂在半空的东西议论纷纷时，呼啸着的炮弹隔黄河、邙山向兵工厂方向铺天盖地而来。顿时，群众的庄稼地里弹片横飞，烟尘升腾，一团团火球耀眼刺目，轰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一直到下午4时，日寇用了400余发炮弹宣泄了淫威后才偃旗息鼓。事后，善良的百姓才知道，那个悬在半空的怪物是日寇的军用热气球，黄河以北的日军地面炮兵就是在它的指挥下轰炸兵工厂的。由于侦察不准，炮弹多落在孝义南岭一带，虽然兵工厂逃此一劫，但其中一颗炮弹落入白沙村民崔殿甲窑内，其母亲和女儿当即丧命。
扣工资弄巧成拙 闹宏饷大获全胜
吴可润虽然在祝寿上吃了败仗，但他本性难改，总要找机会表演一番。1931年年底，他趁年终工人要发双份工资（宏饷）的机会，克扣工人工资35万元私分。党支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召集四个党小组的20多名党员开会，决定分头发动工人，挫败私分工资的阴谋，争回全厂工人的“宏饷”利益。接着，支部印发了大量的传单散发到工人中，号召大家一齐罢工。工人们争相传阅，情绪激昂。12月23日下午，工人们一齐关闭了机器，静坐抗议。工头们听喧闹的车间突然静寂起来，立刻慌了手脚，匆忙赶往车间，连喊带叫，催促工人复工。党员熊炳烈见时机已到，奋起振臂高呼，带领工人要找总务处长张宗敬算帐。有一位工人同工程长发生争执，被警备队长扣起，另几位青工气愤地抓起砖头，冲上去要和他们拼命，其余工人也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起，据理力争。这两个工头平日霸道，但在众人的斥责下，只好乖乖放人，夹着尾巴溜走了。此后，厂方贴出6条训令，极尽恫吓之词，最后一条宣布一周内发“宏饷”。
转眼到了12月27日。下午上工前，有几个工人见发饷无望，对上工也失去了兴趣，遂坐在炮弹厂门外的铁斗车里，在小铁轨上推着消磨时间。其他的工人对发饷也没有信心，聚集在厂门口议论纷纷。党员见状，就趁机鼓动说：“不是说一周内发饷吗？准是想一推六二五啊！”“弟兄们走啊，咱们要‘宏饷’去！”工人们一听，群情激愤，便簇拥着包围了总务处、公务处、厂长办公室，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公务处长方兆镐、总务处长张宗敬等都先后出面，说政府因“九、一八”事变财政吃紧，今年的双薪不发了。工人们岂能被谎言蒙骗，纷纷质问：“为什么汉阳兵工厂发了？”“是政府不发了？还是你们私分了？”“为什么上一次说发，这一次又改了？”面对工人的质问，他们无言答对，一个个灰溜溜地缩了回去。办公室主任王越趁机把门关上，任外面怎样吆喝，一概置之不理。工人们忍无可忍，拾起砖头，有的砸门，有的砸玻璃，那咚咚的砸门声，尖哨的碎玻璃声，工人的怒骂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警备队长见事情越闹越大，忙集合荷枪实弹的厂警赶往现场，妄图用武力替工头解围。共产党员杨树勋见状喊了起来：“弟兄们,快去打开军械库，拿起武器和他们拼啊！”这喊声让工人如梦初醒，便赶快砸开军械库，见枪就拿，见手榴弹就掂，个个武器在手，人人气愤填膺，决心舍命相拼。共产党员李占元、张绍珍趁机鼓励大家说：“弟兄们，咱们这样准备是对的，但硬拼不是办法。要把住大门，守住围墙，和他们讲理！”当警备队气势汹汹地赶来时，围墙上的工人高声喊：“警备队的弟兄们，我们都是受骗的穷苦人，犯不着为那些贪污自肥、坑害大家的工头卖命啊！我们要双薪，你们也有份。要是真动武，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警备队听工人讲得有理，看工人严阵以待，手里的武器寒气逼人，都吓得趴在地上，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上前一步。躲在里面的工头们左等右等，不见援兵，又听外面越闹劲头越大，越乱势头越凶，都渐渐沉不住气了。听外面让厂长出来答话的喊声理直气壮，里面只敢连声答应，谁也没有胆量出面应付。最后，工务处长方兆镐哆哆嗦嗦地钻了出来，向工人保证三天后发饷。工人们再也不信他们的鬼话了，连喊“不行！不行！”有一人高声问大家：“叫他们什么时候发？”工人们齐声回答：“明——天——！”这声音惊天动地，震耳欲聋。方兆镐也吓得连连答应。
第二天，厂里被迫发放了年终奖金，但随即通知让工人放假三天，庆祝元旦。意外的通知引起了大家的怀疑，敌人的“仁慈”也让党支部高度警惕。当晚，支部避开了敌人的视线，召集成员到孝义外滩的赵普（北宋名相）墓旁研究对策。书记老何提示大家说，厂方的被迫“出血”，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还是一场阴谋，另有他图？大家经过分析，都认为放假是分散工人力量，麻痹斗志，而伺机报复才是真正的目的。党支部因此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突然报复。
1932年1月1日，厂部一道密令，警备队倾巢出动，他们荷枪实弹，凶神恶煞，一夜之间就抓了170多人。由于大家早有防备，被抓的人中，只有一个党员段炳恒，其余全是无辜群众。尤其可笑的是，一个忠心耿耿为他们卖命的工头罗耀章，也在被抓之列，饱受了皮肉之苦。主任、科长都兔死狐悲，纷纷责问是何原因。一时，他们统治集团内部，也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直到事情结束后他们才清楚，这是厂长的“高招”。他们绞尽脑汁也找不到闹事的头头，但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吴可润于是找来全厂的花名册，看相片上哪个人不顺眼，就在名下作个记号，警备队按“图”索“骥”，统统抓来解气。
后来，共产党员段炳恒虽身遭重刑而坚贞不屈，保住了党的秘密。党支部审时度势，又提出“不放人，绝不开工”的条件，同时帮助被抓工人家属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稳定了罢工队伍的情绪。经一个月坚持，迫使厂方答应了工人的要求，释放了被抓的工友，补发了罢工期间的薪饷，取得了我国军工史上最大规模的斗争胜利，当时就受到了刘少奇的点评。
罢工的后期，有一个湖南籍工人李友竹的，被厂方押到洛阳军法处监禁，在处决犯人时，抓李友竹培斩，虽斩完后当场释放，但统治阶级视工人性命如儿戏的暴行让大家永远难忘。
吴可润贪心拜寿 共产党初战告捷
黄璧死后，蒋介石抽教导团团长吴可润走马巩县兵工厂厂长一职。这个吴可润行伍出身，满身匪气，一进厂就和张宗敬一伙沆瀣一气压迫工人。他1931年10月上任第一次训话就口出狂言，要对不听话的工人动用“王法”。工人们都气愤地骂他“也不是好东西”，中国共产党巩县兵工厂支部也专门召开会议，决定给他一个“下马威”。时隔不久，吴可润以母亲生日为由，强行克扣全厂工人两天的薪水，作为礼物为老妈祝寿。他还在工厂西门外水塔处搭起戏台，准备唱戏三天，显摆威风。1928年就被派进厂内的共产党员李占元（原名李振钢）把消息报告给支部书记老何后，党支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工人进行坚决斗争，还赶制了揭露他们丑行、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对克扣工人工资的标语。当时厂警备队有一个共产党员叫曹昆有，他利用夜里值班巡逻之便，把标语贴满全厂，连厂长办公室门上也未能“幸免”。天亮后，工人们有的围着观看，有的高声议论，一时满城风雨，舆论哗然。迫于舆论的压力，吴可润忙派人拆掉了戏台。工人见状，故意高声发问：“厂长的老娘是不生（儿）了，还是寿不做了？”一个工头随口答曰：“厂长说了，厂里有共产党捣乱，他母亲的寿不做了，也不扣你们的工资了。”工人们一听，放声大笑，这既是嘲弄又是喜悦的笑声久久回荡在厂区上空。
张宗敬恶人告状 黄厂长苦闷轻生
蒋介石统治兵工厂的时候，有一任厂长叫黄璧，字完夫，湖南永兴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兵器制造专业，归国后，曾任沈阳、上海等兵工厂的要职，在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代理过处长，担任过黄埔军校的高级教官。在任职巩县兵工厂厂长之前，一直从事火工配药工作，译有《炮外弹道学》一书令人侧目。当时的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是陈仪，他为培植私人势力，把外甥张宗敬安插在巩县兵工厂总务处长的位置上，该厂的其他要职，多有他的亲信把持。这些人平时有恃无恐，狼狈为奸，极尽中饱私囊之能使。他们把吴佩孚逃跑时留下的火车轮子、火车挂钩等废铁烂铜当原料购进，将省下的钱装进腰包。加工这些废料，既费力劳神，又不出活，完不成任务，还要扣薪受训，工人对此十分痛恨。
1930年秋，黄璧走马巩县兵工厂初始，面对千头万绪的繁杂厂务，他殚精竭虑，既勤厥职，逐渐让厂务走入正规，也因此与张宗敬一伙矛盾加深。
1931年5、6月间，兵工厂工人自发聚集在总务处门口，强烈要求如数发给工资，张宗敬一伙置若罔闻。一名工人气愤不过，挥拳向玻璃窗砸去，玻璃烂处将手划破，鲜血不止。有人从衣服上撕下一块，擦了血迹后扔在地上。总务处的职员见玻璃破碎，便忘乎所以地向天鸣枪，以示恫吓。气愤填膺的工人闻枪声非但没退，反而同仇敌忾，一起涌上前去向示威者论理。后面的人见地上有血布，以为枪伤人命，便失声喊道：“打死人了！”这一声喊如同干柴见烈火，点燃了工人心头久聚的愤怒，当时就把鸣枪者捆起，结结实实地绑在当院一棵歪脖枣树上。张宗敬这才知道众怒不可犯，慌忙跑出总务处，向地下室溜去。不肯罢休的工人穷追不舍，谁还把张的脑袋上打了个血窟窿。为此，黄璧、张宗敬等均出面与工人解释。张宗敬还将扣款的责任推向兵工署，并答应亲带出纳科长赴京城讨要。黄璧怀疑他们逃之夭夭，自己不好善后，因而将出纳科长扣作人质。因为这个科长是张宗敬的胞弟，这就更让张宗敬邪火中烧。张在只身前往兵工署时，诬告黄璧支持共产党煽动工人闹事。恶状的内容遂属无中生有，但事前确有一个在兵工厂任会计的表弟曾携款到上海购物，因张宗敬一伙对黄璧抱有成见，就故意诬陷该会计有共产党嫌疑。黄璧当然不肯忍让，便手拍胸脯打下包票，谁知购物会计竟然一去不返。事情的结局十分明显，黄璧有口难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加上对腐败的社会深恶痛绝，乃于1931年6月13日夜投缳自缢。张宗敬还嫌不解气，又派稽查抄走了黄璧的日记本、手稿、文件等遗物。多数富于正义的工人对张宗敬狗仗人势的卑劣行为气愤难耐，更怀念黄厂长日常关心工人疾苦之善行，就自动集资为黄璧买墓地安葬，并建塔勒碑铭记。
这块碑现存巩义文物保管所，墓地原址在巩义城区新华路紫荆树商场门口。
